半岛官网说起“三线厂”，这个词估计已经渐渐被大家淡忘了，现在更没几个人知道，尤其是年轻人。殊不知当年在这三个字下，有多少军工厂迁进了深山老林、又有多少人别离了都市。先说一下三线吧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中苏关系恶化，大有开战的阵势，三线就是在这时候诞生的。进深山老林，是因为那里隐蔽性强，战时不容易被发现。干什么呢？制造武器。206厂就是众多三线厂中的一个。

　　在中国的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江西，以及豫西、鄂西、湘西、晋南、冀 西、粤北、桂西北和青海东部地区的大山深处，有一千多个像“国营第二0六厂”这样的工厂。由 于历史的原因，“三线建设”曾经是个神秘的字眼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见诸报端，如今也鲜为人知。三线厂的员工表面上或许与本地居民没有太大区别，可唯有他们自己知道，在内心深处，珍藏着许许多多值得回味一生的记忆。

　　从1964年至1980年，三个五年计划的15年中，我国中西部三线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军工企业建设，总投资额2025.68亿元，几乎占了国家投资的三分之一。400多万中华优秀儿女（包括工人、干部、知识分子、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），在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、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号召下，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勇于创新、大力协同的精神，一切为了国家利益、一切服从国家需要，演绎了一出出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的壮举，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、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，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、设备比较先进、人才众多的“三线”体系。其中规模比较大的如攀枝花 钢铁集团、金川有色冶金基地、酒泉航天中心等。更多的三线厂则选址在大山深处，呈“大分散，小集中”式分布。

　　肖伯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批响应国家的号召，投入到建设“三线”的洪流中的。他从重庆调进了江西这片深山老林里。同时全国还有几百个与肖伯伯一样的人，他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，从齐齐哈尔、长春、哈尔滨、包头、北京、西安、重庆等城市，舍弃都市繁华与优越的生活环境，拖家带口，举家迁往江西这片大山里，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，奉献了一生。

　　我的伯伯肖远模，1919年7月出生，四川 广安岳池人。1942年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。在同济大学五年，学的是机械专业。当时用的都是德国的教材，肖伯伯精通德语、俄语、日语、英语。1947年毕业分配进入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的“五·四”兵工厂任工程师（少尉军衔），也就是解放后的兵器工业部（原名第五机械工业部）下属的重庆望江机械厂（内部番号国营第497厂），担任工程师技术科科长主管工艺。我的阿姨吕莲君（我们四川人叫肖妈），1921年 3月出生，四川广安岳池人，1950年大学毕业后跟随我伯伯调入重庆望江机械厂工作。肖伯伯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在重庆望江机械厂出生的。我记得他们那时是住在望江厂的工程师大楼里。肖伯伯1965年年底的一天说是出去开会，结果一出去就没有回来，且半年内一直没有消息。半年后，才有消息说是在选厂址。原来：

　　1966年5月7日，国务院国防工办决定华东高射炮厂由地方建设，地方管理。工厂建厂初期由江西省委国防工业办公室、江西省机械工业厅二局领导。同时国家计委、国防工办行文下达《关于高射武器建设方案的批复》。

　　1966年5月8日，根据国家计委、国防工办1966年5月7日《关于高射炮武器建设方案的批复》，于5月8日——10日之间，有上海华东局工业书记韩哲一、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杨绍曾、福州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国防工办主任刘冠勇、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才、华东局国防工办主任孙立宇、江西省委副秘书长省国防工办主任万迁、江西省基本建设第一指挥部副总指挥刘荣、处长魏文贤、五机部第五设计院设计负责人杨策勋、177（国营长林机械厂）厂李培刚、297（国营长红机械厂）厂秦起华、206（国营长青机械厂）厂肖远模等十余人，在江西铜鼓、宜丰境内勘察厂址后，于5月10日在宜丰召开会议，正式确定206厂（国营长青机械厂）厂址设在宜丰县双峰公社东坝；177厂（国营长林机械厂）、297厂（国营长红机械厂）厂址分别设在铜鼓县三都公社。

　　7月4日，第一批参加建厂人员20余名（厂领导3名）和497厂（重庆望江机械厂）调206厂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进厂。

　　7月15日，工厂正式破土动工。7月-9月五机部第五设计院等8个设计单位和宜春专区建筑公司等13个基建施工单位，陆续进厂，分别担任工艺、土建、供排水、供电、采暖、通风、电讯、道路、桥梁等设计和施工任务。

　　同时工厂陆续从497厂（重庆望江机械厂）、447厂（包头第二机械厂）、617厂（包头第一机械厂）、618厂（北京北方机械厂）、847厂（西安）、127厂（齐齐哈尔）、674厂（哈尔滨）、636厂（长春）等老厂调入技职干部231人，技术工人398人，省内调配干部34人。

　　根据江西省机械工业厅安排，工厂于9月至10月分别从上饶、吉安、景德镇、抚州、清江等地以及工厂职工子弟中招收学徒工727人，分别送往重庆497厂、包头447厂、西安847厂、江西拖拉机厂、江东机床厂、江西齿轮厂、通用机床厂、洪都机械厂、赣州机械厂等分别进行三至四年的技术培训。

　　1967年12月1日五机部行文下达《转发国务院国防工办关于华东、华北、中南高射武器厂管理体制问题的通知》中指出，华东高射炮厂改由五机部直接管理。之后由五机部通过江西省国防工办下达工厂各种工作计划。

　　1967年12月14日江西省基本建设第一指挥部行文下发《关于177、206、297三厂管理体制改变后，有关三厂报告审批问题的通知》提出，根据国务院国防工办通知，三厂由地方建设、地方管理，改由五机部直接管理。为此，今后三厂有关改变计划、追加投资、增加项目、国拨三材、部管物资和设备工装等等问题的请示报告，直接报五机部审批。

　　1968年，肖伯伯全家都跟随肖伯伯来到了江西这个位于大山里的国营第二0六厂（国营长青机械厂）。

　　1966年7月至1968年12月肖伯伯担任厂里的高级工程师、副厂长、总工程师，1969年至1972年11月“”中，由于肖伯伯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和在解放前参加过的身份（此身份是由于一进的五四兵工厂，就是党员，强加的）被打倒下放到芳溪五七农场进行劳动改造，直到1972年才。1972年12月至1983年12月任革委会副主任、副厂长。

　　我记得在1973年的一天，我去肖伯伯家里玩，因为我和肖伯伯的小女儿一样大，我们即是同学，又是很好的朋友，也就是现在的闺蜜吧！那天肖伯伯要去南昌开会，厂里就派专车送他去南昌，我和肖伯伯的小女儿就要求肖伯伯带我们一起去。肖伯伯说：“我是去南昌出差，办的是公事，可以坐厂里的车去。而你们是去南昌玩，怎么可以坐厂里的车去？你们要去南昌就去车站坐班车。”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，但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。

　　在长青厂工作期间，肖伯伯尽职尽责，恪尽职守，任劳任怨。哪怕受到打击迫害，也无怨五悔。因为肖伯伯是厂里的总工程师，主管厂里全面技术。对于技术方面像工装结构、方向他都要求很严谨，对资料的审查很仔细，不允许出现一点点错误。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长青厂，奉献给了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。就是在退休之后，他还参与了国营第二0六厂的厂史编辑，为长青的厂史付出了他的贡献。肖伯伯与吕阿姨（肖妈）感情很好，在吕阿姨（肖妈）1976年病逝之后，肖伯伯就一直未娶。

　　站在厂里的每一个地点，举目四望，目之所及，皆是大山。封闭的 地理环境使厂里似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，但所谓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这 里商店、学校、医院、幼儿园、银行、邮电所、车站、消防队、派出所等 应有尽有。人的一辈子，吃喝拉撒、生老病死，全部在厂里经过。

　　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。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，厂里的孩子实在是单纯太多了，我们仿佛是在“世外桃源”里长大的。但又和农村孩子在田间地头长大不同，对兵工厂的孩子们来说，在这里，我们有专属自己的童年回忆。

　　我们每个小朋友胸口都挂着把家门钥匙，因为家里除了上班的父母就是小孩自己了，学校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补课，下课就自己回家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们都过得很快乐，男孩都会掺陀螺、打弹弓、赢烟盒，女孩都会跳皮筋、丢沙包、踢毽子。

　　小孩子都会游泳，厂区里有条十分干净清澈的小河，夏天的河里就是我们小孩的天然游泳场，我们无师自通，从狗刨开始学会了游泳。还记得小时候一放暑假，爸爸妈妈上班之后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像放风一样，各自相约着（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）来到各个号沟的游泳点（游泳点都是我们自己选择河中的一段水域比较深的地方，再用石头拦起来，就是一个天然简易的游泳池），有玩到快下班是不会离开的。

　　厂里的孩子一定不会把稻苗认成韭菜，一定知道什么样的藤子下长的是凉薯，什么样的藤子下长的是红薯；知道什么时候玉米熟了，什么时间可以上山采杨梅了，什么时候有酸枣可以捡了，什么时候有牛奶坨摘了；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捡野生的香菇和挖冬笋了，什么时候有那野生的板栗和尖栗……那个美味，现在还在舌尖回味。

　　厂区水泥路又宽又直，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，每家都有那么几辆，每次上、下班时都能见到由自行车汇成的壮观的长龙。

　　在厂里可以听到天南海北的语言，东北话、北京话、上海话、四川话、江苏话、浙江话、福建话、广东话，没办法统一，那大家都说普通话吧。我们的普通话那是很标准的，我记得我刚搬来宜春时，一开口说话，别人马上就会问我，你不是宜春人吧？我问，你怎么知道？对方说，因为你说话不带宜春口音，是标准的普通话，是北方人么？我说，也不是。那你是哪里人？我说，长青人。人家又问我，长青是在哪里？我说原来是五机部下属的兵工厂，后来民之后下放到地方，整体搬迁到宜春的工厂。

　　别人又问我来自哪里，我实在不知如何回答，来自江西宜丰？可是长青厂只是建在江西宜丰，和当地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；来自四川？爸爸妈妈老家都是四川的，可是我从10岁就来到了江西，之后就很少回去。只有长青厂是一个确切无疑的答案，可是又有谁知道长青厂是个什么地方呢？我第一次感到“你从哪儿来”是一个如此高深的问题。

　　同样的问题困扰着三线厂的每位职工。对第一代创业者来说，当年满怀青春的激情来到这里，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建设，多年后却依然是两手空空的回去。许多人在退休后 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却发现自己仿佛走了一个世纪。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，跟曾经的亲戚朋友关系疏远，自己奉为圭臬的价值观得不到认同，人们对他们 多是同情和不解，却很难真正了解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。

　　与第一代不同的是，像我这样的第二代、第三代三线厂子弟，我们就出生成长在这里，可能在出去求学前，厂里就是我们眼中的全部世界。不管户口本上的“籍贯”一行写着什么，不管将来在哪里工作生活，厂里始终是我们心中的根。我们可以被称之为“无根文化”的一代，很羡慕那些有家乡有祖坟的人，一代一代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到某个地方可以发现你的亲戚朋友全都在那里，而我们，却只是一家三口或一家四口像浮萍一样随着时局漂浮在社会上，相依为命。

　　聚少离多的家庭，在很长时间里，三线厂都是以相对隐秘的方式存在的，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王国，享受着特殊的待遇，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。然而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，这些国营的军工企业产品销路受阻。在市场化趋势下，由于技术落后、管理不 善、交通不便而纷纷面临破产。三线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结局——转产。对数百万的三线人来讲，从那时开始，一条衰落、破败的下坡路也就此展开。

　　像动物反刍一样，人总是喜欢回味逝去的岁月，品尝个中的酸甜苦辣。这种怀旧情结，是对人生阅历的梳理与盘点，更是人类反思历史、总结经验的一种美好情愫。四十多年前我在宜丰的深山里献身国防、艰苦奋斗的无数个日日夜夜，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令人心潮澎湃，不能自已。

　　职业：1966年——1995年在国营长青机械厂任车间工人、学校教师、厂工会宣传干部

　　那是一个特殊年代里产生的特殊群体，随着时光的流变，今天的国人大都已不知道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群体。他们，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三线厂(人称保密厂)的军工战士。让记忆的屏幕闪回到五十年前，聚焦一家兵器工业部（原名第五机械工业部）隶属的国营长青机械厂（内部番号：国营第206厂），看看他们当年的艰苦创业和如今的生存状态，对“80后”“90后”的年轻一代读者了解老一辈的人生经历或许会有所启迪。

　　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熬过三年大饥荒逃过生死劫难的国人，刚刚过了两年比较温饱安定的日子，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就在国家逐步恢复元气的第三个年头，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风起云涌，阴霾密布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——“”再一次将人们推入了苦难的深渊。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，尽管到处一片混乱，但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这条只为少数人关心的最高指示也悄然与之伴行。

　　从事军事工业的产业工人们，遵循大三线支援扶持小三线建设蓝图与开展“”并行不悖地在全国各地有序铺开。数十万来自北京、内蒙、四川、河南、上海、江西、贵州、福建、湖北、陕西、江苏等各地老中青军工战士，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，毅然告别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，拖家带口历尽艰辛，进山创业。他们大都出身较好，政治可靠，技术过硬，也是最能听从指挥、乐于吃苦的一代。国营长青机械厂和长林、长红机械厂等兄弟配套厂，以及相隔十里、数十里的近邻、来自上海内迁的主产炮弹的光明、先锋、一机等一批三线厂就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星罗棋布地应运而生。

　　1966年初，一支由五机部有关官员牵头，江西省国防工办、部队首长、地方官员、军工厂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十余人的考察队，来到了地处赣西北的九岭山脉。这里崇山峻岭，植被葱茏，空气清新，曲径通幽。山林里藤萝倒挂，猕猴出没，药材遍布，方竹丛生，呈现出一派生机蓬勃、野趣盎然的原生态自然美景。他们一行使命在身无心游山玩水，此行目的是为筹建长青机械厂选址。遵照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、扎大营”的上级指示，他们一致看好位于东经114.5°、北纬28.5°的一家垦殖分场所在地。这里进出只有一条连通百里之外宜丰县城的三级公路，毗邻黄岗乡、院前林场、官山林场各10公里路程，一条宽约丈余春季可以勉强放排的小溪沿公路蜿蜒穿场而过。附近密林深处有几处土坯打造的红军医院旧址，因多年风侵雨蚀，已成断壁残垣。

　　厂址经报批部里敲定后，第一步就是依据设计的工厂规模和产品定位，请专业工程队对构思好的五个山洞车间进行设计、勘探、施工，继而筹划人事调配、招生培训、器材采购、厂房架构、设备运输与安装。生活设施等一系列基本建设项目也同时有条不紊地按计划实施。昔日宁静得只闻鸟鸣猿啼的山谷，从此车来车往，人气高涨，响起了长达二十年昼夜不息的机器轰鸣声。

　　长青厂区设在群山环抱的一条主沟和八条支沟约四公里范围内，各沟以号命名。行政楼、机修车间、工具车间、冲压车间、钢材库房、职能科室、家属工厂，大礼堂、工人俱乐部、职工宿舍、食堂、浴室、邮局、医院、学校、托儿所、商店、银行、菜场、理发店、豆腐坊、长途汽车站分布在主沟和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号支沟。电传、瞄准具两个装配车间，表面处理车间，热处理车间，理化分析室设在厂区第二号支沟的深处，三、四两个产品车间设在该沟五个并列的山洞中，洞门之间相距五十米左右，以序为号。洞顶林木森森，十分隐蔽，即使战争爆发，这里也将万无一失，照样生产提供军火。

　　当年每个洞平均造价约50万元人民币，一台小型车床也要6700元左右，那可是五十年前的货币啊！洞高六米宽五米深约百米，洞上方有通风管道，照明充分。五洞底部横向贯通，洞际设有带门的铁栅栏隔离，洞大门双扇对开，厚重坚实如同城门，外层用铁皮包裹，中层为硬质虬木加石棉，设计要求不仅防火防弹，还可抵御核子波冲击，真可谓固若金汤，高枕无忧。

　　建厂初期，为了节省开支，部队首长调配了一支军用车队担负数千台机床设备的运输任务。厂区水泥路施工，任务下到各车间包干；洞顶因暴雨出现大面积塌方，厂部一声令下，职工半夜起床抢险，有的累得拉血冻也不下火线。没有加班费，没有调休天，没有丝毫怨言。技术要求较强的洞内外机床设备安装，数量多，工程量大，除了上百吨的重型冲压机请上海专业安装公司承担外，其余都是职工在本厂技术人员指导下，发扬自力更生精神，人拉肩扛土法上马自行解决，通过仪器测试且都达到了安装质量要求。工厂试产阶段一度实行军事化管理，车间变连队，主任称连长，书记成指导员，工段长喊排长，生产组长叫班长，上下班要排队，在排长指挥下，一路上口号不断，歌声不断。《我是一个兵》《打靶归来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等是行进中必唱的歌曲，可惜深山之中，听众除了自己只有鸟雀和山林。开全厂大会时，连队之间要整队入场，会前学部队相互拉歌：“某某连，来一个！”“唱得好不好哇，再来一个要不要哇？”刻意营造一种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的气氛。实践证明，这种军队建制搬进工厂，于生产技术的发展没有起到多大促进作用，反给人一种僵化别扭、不伦不类之感。后来，上级顺应生产规律，最终撤销了对工厂的军管建制。

　　1969年，为了向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献礼，国营长青机械厂生产的首批样机“五七”电传系统和“三七”瞄准具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。在迎验收的日子里，全厂上下绷紧了每根神经。行政领导、科技人员、工人师傅拧成一股绳，不计报酬不计时间，连续一周干双班（16小时），中午回到宿舍，工人们特别是我们单身职工累得倒床就睡，有时错过食堂开饭时间，下午又空腹上班了。尽管洞中有通风设备，潮湿度依然很大，机器常常通体“冒汗”，人的关节酸痛。为保证产品精度，人们就在封闭的洞中地面铺上一层厚厚的木屑，点燃油棉纱，增温除湿。长青人硬是在油烟的熏烤下，拿出了一件件合格产品，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！

　　正当长青人满怀激情地为军品任务大干快上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，将长青厂几乎推向了绝境，生产陷入了瘫痪。1973年，赣西北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山洪，厂区大部分地区受到水淹和山体塌方、泥石流的冲击，部分职工家庭和厂房被掩埋，道路桥梁冲毁，通讯、电力、交通全部中断，三号沟食堂礼堂一带成了泽国孤岛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。面对灾情，工厂一面组织自救一面派人徒步前往县城求援。宜丰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，立即开会协调，调集货源，迅速组建了一支百人组成的扁担队，不辞辛苦，翻山越岭，将饱含宜丰人民情谊和汗水的大米、蜡烛、手电、食盐、蔬菜、猪肉、豆制品等救灾物资送到了长青人手中，使长青厂数千干部职工坚定了战胜灾害、重建家园、恢复生产的信心。
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后，随着三线厂神秘化的逐渐淡薄，领导层对“隐蔽”的指示也不再强调了，职工居住条件有了较大改观，从建厂初期条件简陋的伪装民居（战时防敌机空中侦察）的土坯宿舍，到砖砌多层和小高层的高工楼房，生活配套设施用了五六年才逐步完善。过惯北方干燥生活的老军工们，克服水土不服、山区潮湿、物资短缺、日照时间少等诸多困难，响应厂党委号召，牢固树立“三干”（安心干、拼命干、长期干）思想，为自己钟爱的军工事业骄傲过、光荣过、奉献过，心甘情愿地将人生的青春年华留在了深山密林，有的还为三线建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　　从1987年开始，为了三线厂的生存发展需要，国家审时度势，实事求是，正视失误，调整战略，决定将全国所有小三线迁出山区，工厂的隶属关系由央企下放地方接管，原则上就近搬迁至交通便利的中小城市，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，为三线职工安置一个较好的归宿。老厂的设施除机床、原材料外，所有建筑原封不动由所在地县政府接管，并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。